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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泓峰:論三次分配與社會發展的均衡管理
  中國城市文化網  時間:2019-12-25 16:07:03    www.quovtz.icu  來源:中國城市文化網    收藏本頁
       

摘要:汶川大地震再一次引發人們對第三次分配的關注。作為一種社會分配機制,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一種慈善行為,它彌補了第一、第二次分配留下的空間,其作用是政府行為所無法替代的。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傳統的第三次分配的范圍也在擴大,在我國,第三次分配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一方面,企業家們對其表現出的積極性還不夠強,另一方面,政府的相關配套措施也不夠。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都需要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引言

2008512日,四川汶川發生里氏8.0級地震,這次地震造成了慘重的人員傷亡和巨大的財產損失。地震發生后,全國人民迸發出激昂的愛國熱情,社會各界以及個人積極向災區捐款捐物,同時,我們的舉動也感動了世界,紛紛捐助。截至目前,海內外社會各界累計捐款、捐物達400多億元。毫無疑問,這些捐款和援助對于災區人民解決燃眉之急以及災后的重建工作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時,這次突發事件下掀起的一次善舉,雖然是局部的、短期的、有針對性的行為,但將對其它領域和群體產生深刻的借鑒意義。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政府以及社會各界應通過這次地震發生后社會各界的捐贈活動,關注一個與社會發展休戚相關的問題,即社會的第三次分配。

一、第三次分配概述

社會分配機制有三重,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一次分配。市場是第一次分配的主持人,它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社會財富被以工資、利潤和利息的形式分配給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與世界各國一樣,我國的第一次分配也導致了部分的不平等。

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二次分配。政府作為公共機關,通過公共權力,利用稅收、財政、金融等手段實現對收入分配的調節。第二次分配由政府主持,理論上說它應該按照“公平原則”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進行“再分配”,以校正市場分配的“失誤”。但是,政府實施的再分配具有一個突出的特征,那就是“錦上添花”。也就是說,受到市場優待的人將進一步受到政府的優待,而在第一次分配處于不利境地的人將再次受到政府的歧視,從政府再分配中受益最大的群體恰恰是高收入群體。

個人出于自愿,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被稱為第三次分配。非營利組織通過募集自愿捐贈和資助活動實施第三次分配。這次分配依據的是“道德原則”。一般而言,第二次分配之后,社會協調與發展方面依舊會留有空白,而 “第三次分配”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這方面的空白。在促進社會協調發展,進一步均衡收入分配格局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無法比擬的。只有通過這三次分配,才能構建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

筆者認為,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一種慈善行為,但不應僅僅局限于慈善行為。實際上,現代意義上的第三次分配還應該包括普通人投身各種公益事業,也就是說,第三次分配不僅僅是財大氣粗的企業家們的事情,比如市民在自己所在城市內提供的義工服務,志愿者提供的知識傳播等教育活動都應該屬于這個范圍。

此外,第三次分配還體現在地區之間以及國家之間的互相幫助,汶川地震世界各國對中國提供的救助活動,緬甸發生特大海嘯時中國政府提供的援助,這都是廣義的第三次分配的范圍。地區間如沿海發達地區對西部的經濟、教育等方面提供的支持,以及從更大的范圍看如聯合國在推動國家、地區間的和諧共處關系上的努力,也是第三次分配的延伸。

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由于分配以及權力、資源等要素失衡,導致財富不斷向某一群體傾斜,隨著貧富懸殊加大,貧富兩大陣營關系日趨緊張對立,從均衡管理學的角度上講,主觀性分配失衡不僅影響社會穩定,而且對國民經濟發展也影響至深。可以說,解決分配失衡問題已經成為破解當前經濟運行中各種矛盾的一把鑰匙。在當前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強調三次分配尤為必要。

分配失衡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狀況的基尼系數急劇增長。我國的基尼系數1981年是0.2881990年是0.3431999年是0.3982000年以后則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2004年已超過0.465。基尼指數,是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創建的用以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分配基尼指數,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現在,盡管各方研究給出的數據有所差異,但共識是,我國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白津夫教授分析說,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體現在城鄉之間(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3.2:1,全國收入差距的60%以上出自于此)、區域之間(東中西部已有的收入差距,由于傾斜發展戰略實施而被進一步擴大)。數據表明,從2000年到2004年,4年間行業差距擴大了1.6倍,按全要素收入來分析,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相差10倍。按階層層面分析,收入最高的20%群體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體的收入的33倍。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仍然呈擴大之勢。根據其它國家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數才開始下降。我國現階段人均GDP才達到1000多美元,基尼系數還處于倒U形曲線的上升階段,客觀上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此外,財富積累的“馬太效應”正逐步顯現,窮人越窮、富人越富的狀況加大了縮小貧富差距的難度。據統計,2004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比重只有1%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長明顯快于低收入家庭。

2、城鄉差距未獲有效緩解。盡管2004年開始國家出臺了“一免三補”等一系列惠農政策,加上糧價大幅度上漲,農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城鄉收入差距仍在加大。

3、地區差距繼續擴大。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副主任李子彬指出,2003年,西部地區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僅為東部地區的40%。從2000年到2003年,西部與東部地區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擴大到了9250元。GDP增長率的差距也由2.54個百分點擴大到8.39個百分點。

4、行業差距也被拉大。2005年,石油天然氣、煙草、電力、鐵路、航空、電信等行業企業的景氣指數,高于各行業平均水平的25%80%。電力、能源、運力的緊張更加劇了這一狀況,使得部分壟斷行業和一般行業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近年來,政府也意識到收入差距過大對社會帶來的危害性,并試圖通過二次分配(即稅收調節和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公平問題。然而,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一方面首要任務還要促進發展,目前我國所得稅率和發展中國家相比已不低,用過高的所得稅調節收入將會影響效率,降低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不利于發展。另一方面,目前中央和地方的財力都還有限,財政轉移支付能力還遠不能解決問題。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期里,我國居民間的收入差距還難以縮小。因此,我們應當借鑒市場經濟較發達國家的經驗,推進調節收入的社會第三次分配。

在現代社會中,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機制,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它以效率為最高準則。但市場經濟本身是有局限的,殘酷的競爭勢必導致貧富分化、收入差距拉大。

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可以通過累進的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和社會保障支出等財稅手段對過大的收入差距加以調節。但是政府的前兩次調節并不能將收入差距徹底消除,因為一方面政府的財力畢竟有限,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目標是多重的,除了調節收入分配之外,政府還要兼顧和平衡各個階層以及不同群體的利益、促進經濟的不斷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其他一些政策目標很可能與調節收入分配目標相矛盾。例如,當前我國政府在控制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下了很大力氣.但由于我國目前處于特殊的發展時期,很多矛盾交織在一起,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還是有不斷拉大的趨勢。也就是說,不僅市場機制會存在失靈.政府調節機制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也會鞭長莫及,目前我國社會中凸現的收入差距問題就是一例。

這時,就需要第三次分配的出現。通過慈善捐贈、公益,不僅可以從物質和精神上緩解一些弱勢群體的困境,還有助于消除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閡和對立、促進社會的和諧。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慈善作為市場分配、政府分配之后的第三道分配程序,起著調節社會公平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稱為社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這三次正常的收入分配不能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能夠承受的限度之內,就可能會出現偷盜、搶劫等不正常的財產轉移分配,這種“第四次分配”,將對社會穩定和正常的經濟秩序構成嚴重威脅,應當極力避免。

筆者曾在專著《均衡管理》中舉過一個淺顯的例子:一座城市聚集著數十萬或數百萬居民,如果這座城市只有 20 %的富人,80 %居民處在生活貧困之中,那么,這座城市的的治安狀況就很難治理,刑事犯罪也必然很多。可以說,城市貧富差距過大是構建城市和諧社會障礙之一,必須采取類似第三次分配這樣的手段,來實現財富分配的客觀性均衡,從而保證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我國第三次分配的現狀

目前,我國社會富裕群體中,越來越多的人萌發出承擔社會責任、扶貧濟困的公益之心;在社會普通成員中,涌現出了1600多萬熱衷公益事業的志愿者群體;在社會團體中,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慈善總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殘疾人聯合會等社會組織,都將濟貧救災、助弱幫殘等公益事業作為工作的重心。

但是,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程度還是相當低的。據統計,我國國內社會公益資源投入僅為國民收入總額的0.1%,而在發達國家一般都在8%10%2005年民政部直接接受社會捐贈30億元人民幣,加上其他社會慈善組織接受的捐贈款,共約60多億元人民幣。而美國的捐贈款每年都在2000億到3000億美元之間,個別年份高達6000億美元。即便按每年3000億美元計算,我國每年的捐贈款只是美國的1/400

另據中華慈善總會統計,我國每年的捐贈大約75%來自國外,15%來自中國的富人,10%來自平民百姓,我國企業參與捐贈慈善事業的只占1%。世界上許多巨富,往往也是著名的慈善家。比爾?蓋茨是世界首富,到目前為止他還是慈善捐贈的世界第一。2008627日,比爾?蓋茨宣布退休,并將全部身家580億美元捐獻給社會。退休后,比爾?蓋茨將從今年夏季開始成為全職慈善家,他將今年慈善活動的第一站定為中國。世界第二富豪巴菲特也曾將總額約為370億美元、占個人資產85%左右的財富捐給5家慈善基金會。我國目前不乏富翁,缺乏的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富翁,這也是引起社會上強烈“仇富”心態的主因之一。雖然中國與美國人均GDP相差38倍,但中美人均慈善捐款額卻相差7300倍。2003年“非典”期間,中華慈善總會總共才收到770萬元捐款,其中只有一個富人以個人名義捐了200萬人民幣。

中國的企業家之所以不能成為慈善家,背后的原因是很復雜的。從企業家自身來看,這與目前中國企業家所處的發展階段有關。他們剛剛結束自己的原始積累階段。在這之前,許多企業家最關心的是怎樣增加自己的財富,怎樣讓企業能夠更好地發展,所以沒有太多的精力去顧及慈善事業。

事實上,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慈善事業都不是很發達。所以,我們現在要利用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對企業家進行慈善事業的啟蒙教育,讓他們回饋社會,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美國,富人捐助慈善事業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政府不再需要進行這方面的勸誡。而在香港,政府則會給予那些為社會作出貢獻的慈善家以很高的榮譽。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也要稅收制度。由于西方國家的遺產稅稅率非常高,比如美國就達到了50%,所以很多美國的富豪都寧愿把自己的財產拿出來用作公益事業。像美國非常著名的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都是富豪用個人名義創辦的私人基金會。而中國由于不存在遺產稅,所以很多富豪更愿意積累財富,留給自己的子孫后代。

稅收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減免稅問題。美國規定,如果一個企業向社會捐出善款的數額超過應繳稅收的10%,那么應該減免10%的稅款,如果不到10%,則可以在繳稅時扣除已經捐出的善款。而中國在這方面的規定卻只有3%,而且就是這3%,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還很難得到落實。目前實行的是特事特批的原則,企業只有向事先得到國家批準的少數基金會捐款才能得到減免稅的優惠。  

此外,在我國,成立私人基金會門檻較高。很多富人喜歡用自己的名義設立基金會,但是我國以前的規定基本上決定了基金會的主辦只能由政府壟斷。現在雖已經開始鼓勵私人建立基金會,但是仍然設立了較高的門檻。其中最大的障礙是對基金會實行業務部門和登記部門雙重管理的規定。如果一個富豪要設立基金會,他就必須在去民政部門登記之前,先找到一個主管單位,很多人因為找不到主管單位,只能將基金會登記為企業,這樣就需要按照企業的稅收規定進行納稅。雖然民政部門可能考慮到這種辦法更便于管理,但是,這客觀上卻阻礙了民間慈善力量的發展。

其實,慈善事業作為一種文化,在中國也是缺失的。慈善文化表現為一種參與公益的渴望、一種幫助弱者的意識、一種借助慈善事業完善自身道德的內在要求、一種使得人們的善意得到發揮和強化的制度習慣。在2000年,全美國的家庭中有90%向國內外的公益機構捐過款,60%以上的青少年、44%的成年人參加過志愿者服務。在這種氛圍中,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把參與慈善和公益活動作為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星、富商等社會的強者更信守“能力有多大、責任有多大”的道德規范。

顯然,中國民間慈善文化尚未達到上述程度。例如,與發達國家的慈善捐贈80%來自民間的狀況相反,中國慈善業的捐贈只有10%來自普通百姓,普通市民對于慈善事業尚未有足夠的自覺和熱情。于是就有很多人試圖探討這樣的問題——如何培養這種慈善文化和慈善精神?

西方慈善文化的形成主要來自于公民社會的傳統。所謂公民社會,是由有著完整的權利和自由的公民以及公民組織所組成的社會,特別是公民組織在其中發揮著更關鍵性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民社會的關鍵點在于“自由人的聯合”,正是這種聯合使得一盤散沙式的社會凝結成為堅強而有行動能力的組織化社會。公民社會對慈善文化的養成,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西方宗教組織等民間救助的傳統、現代社會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發達,給從古到今的志愿者和慈善事業提供了很好的平臺。這些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催生了“有組織的慈善事業”——來自民間自發的、零散的、個體的同情善意,被匯集為社會有意識有組織的行動,慈善意識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自我強化,這就是西方民間慈善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路徑。歷史經驗表明,包括慈善精神在內的公民道德的全面建立,只有在公民社會中才有可能。

相比之下,中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都缺乏公民社會這種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發達過。而在當下中國,由于社會缺乏自治組織的傳統,民間自發的慈善事業嚴重缺乏規范性。

三、推進第三次分配的策略

筆者認為,積極推進第三次分配,建立和完善社會捐贈的機制和政策,可以從以下諸方面考慮:

第一、盡快制定出臺慈善事業促進法。

從法律上統一規范慈善事業的性質、地位和原則,依法保障慈善事業的發展。特別是要為私人捐資的基金會的運作制定完善的法規體系。鼓勵企業家、富豪,修建、參與公益設施建設,投資公園、道路、學校、農村自來水等與百姓生活休戚相關的產業,甚至可以讓富豪投資興建小型城市和農村重鎮,并以他們的名字命名。

據民政部相關負責人介紹,我國的慈善事業立法已經進入了立法程序,這部法律現在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促進法》。目前,《慈善事業促進法》已經列入了國務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立法計劃中,民政部正在會同國務院相關部門,并聯系社會各界專家學者,按計劃展開《慈善事業促進法》的起草工作。

第二、出臺鼓勵慈善事業發展的具體政策。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由私人捐資建立的各種非贏利性的基金會應該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為了鼓勵富人捐資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國際通行的辦法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稅,基金可以個人或企業的名字命名,允許設立者對該基金的運行章程有一定的話語權。這些我們都可以借鑒。

建立新的捐贈稅收減免機制。我國在1994年定下的3%的免稅額度稅法規定,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準予免除。個人向慈善公益組織的捐贈,沒有超過應納稅額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按照3%捐贈免稅政策,不僅不能給企業帶來多少稅收減免,還要對限額以外的捐贈支付稅費,捐款越多,納稅越多。這實際上是不鼓勵企業捐贈。因此,應該按照國際經驗修改我國捐贈免稅制度。

2006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等8家單位捐贈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即財稅〔200666號文件通知:對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通過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中國綠化基金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中國關心下一代健康體育基金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和中國光彩事業基金會用于公益救濟性捐贈,準予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前全額扣除。通知自200611日起執行,這是一個不錯的信號。

對高消費行為征收特別消費稅,把特別消費稅作為扶貧專項基金。鼓勵建立非政府性的各種慈善基金組織,這種基金一旦建立便成為一種社會所有的財產,由專門的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按照基金章程規定的用途運作,用于資助科學研究、文化、教育等社會事業。

第三、盡快出臺《遺產稅法》,推進第三次分配進程。

制定遺產稅法有以下幾個有利方面:首先,有利于增加新稅源,保證國家財政收入。我國現行稅制以流轉稅為主體稅,主要對企業征收,而對所得稅尤其是對個人收入征稅的比重較低。隨著國民收入結構的變化,國家稅收也應進行適當調整,即由企業向個人轉移。開征遺產稅可以從個人遺產中抽取一定的份額,不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也有利于稅制結構調整,逐漸減輕企業負擔,更好地實現稅收的財政職能。

其次,有利于依法調節個人收入,減少社會分配不公。要實現人個財產收入的公平,一方面需要增加過低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則需要限制過高收入者的收入,在限制高收入方面,開征遺產稅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通過立法開征遺產稅,可以減少繼承人所得遺產的數額,控制因繼承遺產而出現暴富的現象,并進一步調節貧富差距,緩解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

最后,有利于完善我國的現行稅制。所得稅與遺產稅是稅制中用以平均社會財富的兩種重要稅制,所得稅是對個人生時積累的財產加以平均,遺產稅則是對個人逝后積累的財產進行調節,可以說遺產稅是對所得稅的補充。當前,我國的稅收尤其是個人所得稅流失相當嚴重,因此除了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外,還應加快制訂《遺產稅法》,開征遺產稅,填補我國現行稅制的空白。

第四、為社會捐贈、志愿服務建立必要的計量措施和必要的計量制度。

慈善行為除了捐款捐物外,還包括志愿者的“義工”行為,以及按照自己的能力來為他人、為社會、為困難群體進行扶助的行為。“義工”是現代社會公民參與慈善事業的重要方式。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4731日的一篇文章指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雷斯特?薩拉蒙領導的研究小組通過對世界上36個國家的考察指出,現金捐贈通常沒有奉獻時間來得重要,大約60%的私人捐贈采取了“義工”的形式。

2003年,美國志愿服務參與率為全國人口的44%,我國志愿服務參與率僅為全國人口的3%。因此,提高全民的志愿服務參與率是我國發展慈善事業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還必須有相當數量的專業人士為主導。通過群團、社區鄰里機構、基金會、聯合集資與募款組織等類型慈善機構的專業人士,讓慈善事業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婦女與兒童權益保護、老年人服務、消除貧困、就業、環保、預防犯罪、社區改造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國際上流行的社會學觀點認為:“人與人之間或和諧相處,或互相沖突,或漠不關心,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關系的總和就是社會。”和諧、冷漠與沖突,是三種主要的社會關系。發展慈善事業,具有消除人與人之間冷漠、沖突因素的重要功能。消除冷漠,化解沖突,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主要途徑。社會發展與進步表現為減少冷漠、化解沖突、增加和諧。貧富分化是改革發展的代價,但不能超出社會可承受的范圍,必須扭轉收入差距擴大化的趨勢。在這方面,第三次分配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今年四川地震發生后,很多企業家積極慷慨解囊,唐山地震孤兒、天津市榮程聯合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祥青捐款一億元支援災區,這表明我國的第三次分配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

保持財富和分配的客觀性均衡,有利于促進社會團結、民族和睦,有利于培養人們樂善好施的精神,有利于我們重塑一度滑坡的道德形象,更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第三次分配的展開將走在世界的前列,為促進和諧世界起到應有的作用(本文是作者2009年發表在人民網、新華網等媒體的作品。原標題:論三次分配與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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